引言
庇古教授的“劳动总量的实际需求弹性”是一个复合概念；这部分取决于工资品行业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由他的F所表示)，部分取决于对工资品的消费倾向(由他的所表示)；当然，上面所说的内容总是从属一个特殊情况的限制条件——即边际劳动成本等于边际直接成本。
为了决定就业量，庇古教授把他的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和一个劳动的供给函数联合起来。他假设劳动的供给只是实际工资的函数，而不包括任何其他变量。然而，又由于他已经假设实际工资是受雇于工资品行业的劳动者的数量(x)，这就等于假设在现有的实际工资的情况下的劳动供给量是χ的函数，不包括任何其他变量。就是说n=χ(x)；在这里，n是当实际工资为F′(x)时的劳动供给量。
这样，把所有繁杂之处清除掉后，庇古教授的分析就相当于从下面两个方程中找出实际的就业量：x+y=(x)n=χ(x)但这里有三个未知数，却只有两个方程。似乎可以明显地看到，他规避这个困难的办法是使n=x+y。当然，这样做就相当于作出假设，不存在着严格意义下的非自愿失业；也就是说，愿意接受现行的实际工资的劳动者都已经就业。在这一场合，x的数值可以通过下列方程求得：(x)=χ(x)
而且，当我们通过该方程求得x的数值等于(譬如说)n1时，y必须等于χ(n1)-n1，而总就业量n则等于χ(n1)。在这里，值得暂时停留一下，以便考虑这一切具有何种含义。它意味着，如果劳动的供给函数有所改变，从而，在既定的工资水平，劳动的供给量较前为大(以致在目前，能满足方程(x)=χ(x)的x数值变为n1+dn1)，那么，对非工资行业的需求量的增加额必然具有如此的数值，以致能使(n1+dn1)和χ(n1+dn1)仍然能保持相等。
能使总就业量发生变化的唯一其他方式是改变工资品和非工资品的购买倾向，以致较大数值的x的减少会伴随着较少的y数值的增加。n=x+y这一假设条件当然意味着劳动总是处于能决定自己的实际工资的地位；而劳动者总是处于能决定自己的实际工资这一假设条件又意味着对非工资品行业的产品的需求总是服从与上述公式有关的规律。换句话说，这就等于假设利息率总是以如此的方式来自行调节它与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关系，以致能保持住充分就业。
如果不具备这一假设条件，那么，庇古教授的分析就要崩溃，从而，提不出一个决定就业量的办法。庇古教授居然认为，他能提供一个关于失业的理论，与此同时，又完全不涉及对投资量改变的论述(即涉及非工资品行业的就业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并非来自劳动供给函数的变动，而应该来自(例如)利息率的改变或对经济状况的信心的改变。由此可见，他的书名“失业论”有点名不副实。他的书所真正涉及的并非这一主题。
该文章所论述的是：当充分就业的条件得到满足时，以及当劳动供给函数为既定时，此时的就业量为多少。劳动总量的实际需求弹性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说明，相应于劳动供给函数的一定的移动，充分就业量会上升或下降多少。或者——用另一种或较好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可以把该书当做一个非因果性的研究来考察任何既定的就业量及其实际工资之间的函数关系。但它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决定实际的就业水平。关于非自愿失业的问题，该书则没有直接涉及到。
庇古教授也许会否定我在过去已经下过定义的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可能性。假如这样，那么，仍然难于看出他的分析如何能被应用于现实，因为，他没有论述什么决定x与y之间的关系，即工资品和非工资品行业的就业量之间的关系。缺乏这一方面的论述仍然构成该书的致命的弱点。此外，他虽表示同意，在一定限度内，劳动者在事实上所能规定的并不是一个既定水平的实际工资，而是一个既定水平的货币工资。但在这一情况下，劳动的供给并不单独是F′(x)的函数，而且也是工资品价格的函数。
这样一来，以往的分析就会崩溃，因为，这里必须引入一个添增的因素，但却没为这一添增的未知数提供一个添增的方程。虚假的数学方法的危险在于，除了使每一事物成为一个单独变量的函数、然后使所有的偏导数等于零以外，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为此，这里提供一个最好的例证。因为，事后承认在现实中存在着许多其他变量，但却仍然按照原来方式继续进行研究，而不对迄今完成的一切结果重新修改；这种做法是毫无用处的。
在这里，如果(在一定限度内)劳动者所能规定的是货币工资，那么，即使我们假设n=x+y，除非我们知道什么决定工资品的货币价格，我们所具备的数据还是不够充分。因为，工资品的货币价格取决就业总量。由此可见，除非我们知道工资品的货币价格，我们不能说就业总量会是多少；而除非我们知道就业总量为多少，我们又不能说工资品的货币价格是多少。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缺少一个方程。即使就此而言，暂时作出货币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具有刚性的假设却是能使理论比较接近于现实的做法。
例如，在英国—年期间的经济动荡不安和价格波动剧烈的十年中，货币工资稳定于上下波动6%的幅度，而实际工资的波动却超过20%。除非一个理论在货币工资不变(或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变)或改变的场合都能加以应用，该理论才配称之为通论(即具有一般性的理论)。政治家们固然有理由认为货币工资应该具有高度的伸缩性，但理论家却必须对具有或不具有伸缩性的各种事例加以冷静的考虑。一个科学的理论不能强求事实来迎合它的假设条件。
当庇古教授明确地对减少货币工资的后果加以论述时，他显然(对我来说如此)再度使用远为不够的数据来提供答案。他在开始时就否定一个论点，即：如果边际直接成本等于边际工资成本，那么，当货币工资减少时，非工资劳动者的收入会和工资劳动者按相同的比例下降。他否定的理由为，只有当就业量保持不变时，上述论点才是正确的——而就业量是否不变正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但当他进行到下一页时，他又犯了相同的错误；错误在于，他假设“在开始时，非工资劳动者的货币收入不变”；而这一点正是他刚才说过的，只有在就业量并非保持不变时才能成立——就业量是否保持不变正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事实上，除非在原有数据中加上其他数据，不可能对这一问题提供答案。事实上，劳动者所规定的只是货币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只要实际工资不下降到某一最低限度之下)。
为了说明承认这一事实对整个分析的影响，可以指出，如果承认这一事实，那么，整个分析的大部分赖之为根据的那个假设条件就不能成立；该假设条件是：只有较高的实际工资才能导致出较多的劳动供给量。例如，庇古教授用以反对(同上引书，第75页)乘数论的假设条件为，实际工资已经是既定的，也就是说，既然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那么，较低的实际工资不会增加劳动供给量。在庇古教授的假设条件下，他的论点当然是对的。
但在有关段落中，庇古教授所批评的是一个关系到实际政策的方案。在方案所涉及的时期中，英国的失业统计数字超过人(即当时有人愿意按照现行的货币工资从事劳动)。关于这一时期，庇古教授竟然假设：只要生活费用作出相对于货币工资的上升，不论上升的程度如何轻微，它都会使多于人退出劳动市场而不干活。这种假设远离现实的程度大到难于令人置信。
应该着重指出的重大之点是，庇古教授的那本书全部都建立在一个假设条件之上；该假设条件为，任何生活费用的相对于货币工资的上升，不论上升的程度如何轻微，都会使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其退出的数量大于现行的全部失业量。此外，庇古教授还没有注意到，在相同的假设条件下，他在该书上述段落中提出的用以反对公共工程能导致出“第二轮”就业量的论点也可以被用来反对同一公共工程所导致的“第一轮”就业量的论点。
其原因在于，如果工资品行业中现行的实际工资是既定的，那么，任何就业量的增加都不可能——当然，除了非工资收入者减少他们的工资品的消费以外。其原因在于，那些新近进入第一轮就业量的人应该会增加他们对工资品的消费量，而这又会减少实际工资并因之而(按照庇古教授的假设条件)导致原来在其他地方已经就业的人退出劳动市场。然而，庇古教授却显然接受了第一轮就业量可能增加的说法。第一轮和第二轮就业量的分界线似乎成为庇古教授的心理上的关键之处；在该处，他的良好的常识见解不再能制服他的拙劣理论。
由于我们不同的假设条件和分析过程所导致的在结论上的差别可以用庇古教授总结他的观点的下列重要文句加以说明：“在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完全竞争和完全的流动性的情况下，关系(即劳动者规定的实际工资率和对劳动的需求函数之间的关系)是很简单的。强烈的倾向总是在发生作用，使得工资率和需求具有如此的关系，以致每个劳动者都能就业。因此，在稳定的状态下，每个人都会就业。这里的含义是，在任何时间中，失业之所以存在的原因系完全由于需求方面的状况的继续变动以及使工资不能立即作出相应调整的摩擦阻力”。
他作出了结论：失业主要是由于一种工资政策，而这种工资政策不能把自己调整到足够的程度来适应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的变动。由此可见，庇古教授相信，在长期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工资调整得以解决；而我则认为，实际工资(只有它的最低水平才为就业的边际负效用所规定)的水平主要并不取决于“工资调整”(虽然调整也许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反应)，而取决于经济制度中的其他因素；其中某些因素(特别是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未能被庇古教授纳入他的理论体系之内，如果我对他的理解是对的话。
结语
最后，当庇古教授论述“失业的原因”时，他确实很像我那样谈论到需求状况的波动。但他把需求状况和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等同起来，从而忘掉了，按照他的定义，后者具有含义是如何的狭小。根据定义，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函数(正像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仅仅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在既定情况下，就业总量和必须为就业总量提供消费所需的工资品行业的就业量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工资品行业中的边际生产率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