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相对于“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这一术语的正式提出则晚得多。年，艾尔弗雷德·Ｄ·钱德勒就言明，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看不见的手”。虽然市场依旧是满足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在钱德勒看来，大企业在当代美国的发展表明，传统经济学中认为受市场“看不见的手”所调节的完全竞争是配置经济资源的最有效方式的观念是片面的。
企业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相比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而言，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厚的利润，能够提高资本的竞争力，由此引发的变革会带来新型的市场经济秩序。“看得见的手”在西方经济学语境中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后起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当运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优势来赶超先进国家。
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他虽并没有直接说出“看得见的手”这一术语，但在其年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认为，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五个不同的阶段。只有当进入最高阶段，即农工商业时期才具备实行亚当·斯密自由放任学说的条件。
而在此之前，“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自然力量是凭了什么方法使它们活动起来并具有价值，从而使贫弱国家臻于强盛”？历史和统计数字教导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越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的干预的必不可少，就处处显得越加清楚。……一般说来，个人自由是好事；同样的道理，个人事业只有在与国家福利相一致的这个限度上，才能说在行动上可以不受限制。”“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
因为“国家的统一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世世代代地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国家生产力才能获得均衡发展”。“看得见的手”在西方经济学语境中的第三种内涵是由凯恩斯所阐述的，指的是运用政府干预来消除市场失灵。凯恩斯认为，上世纪20－3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衰败表明，斯密所宣称的“看不见的手”导致市场自然秩序的均衡在现实中是会存在失灵的，尤其是在现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体系下，“投资市场之组织愈进步，则投机支配企业之危险性愈大。”
当投机仅为企业洪流中的一点小波浪时，还没有什么危害；“但设企业而为投机漩涡中之水泡，情形就严重了。设一国之资本发展变成游戏之副产品，这件事情大概不会做得好。”因此，凯恩斯在20年代初期起就开始表示出强烈的反对自由放任、支持国家干预的价值取向。在年出版的《论货币改革》一书中，凯恩斯首次提到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他鲜明指出：“为了我们当前的目标，应该提出什么样的道德规范？
总的来说，如果将19世纪形成（现在仍保留）的社会结构同货币价值自由放任的政策相结合，这是不安全也是不公平的。人们认为我们从前的方案现在依然奏效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打算继续将团体的自由储蓄转化为‘投资’，那么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精心策划国家政策，使得价值标准保持稳定；并用其他方式调整国民财富的再分配，以免由于继承法和积累率导致过多的收入从活跃阶层转移到不活跃阶层去。”
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反对政府干预的主张，他指出：“这种人由于忽略了所有社会准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即个人毁约的权利与国家控制集团的权力是不同的，从而成为他们想加以保护的那些东西的最大的敌人。因为除了用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改变那已经不能容忍的状态，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护个人之间的契约的完整性。无人敢动的利益的势力太大，如果让利益集团的权力继续膨胀，那么几代人之后，一半的人口将成为另一半人的奴隶。”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更为详细分析和论证了用政府干预来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主张。他强调说：“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除非投资市场心理有彻底改变，否则没有办法避免就业量之剧烈变动；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可以预料会有此种彻底改变。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量之职责放在私人手中。”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将凯恩斯的观点总结为：“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应是一个平衡的机构。必须事先大略预测私人经济活动和正常政府预算所产生的收入水平。如果私人活动会产生低于充分就业的收入，则政府必须担负一个正数支出方案以达到充分就业。”
“看得见的手”在西方经济学语境中的第四种内涵则是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互折中和融合的产物，指的是与存在市场失灵一样，政府也会出错、失灵。但人类不断进化的知识和理性可以逐步减少这种出错、失灵；政府固然不会全知全能，但政府拥有私人和市场不同的工具和目标，因而在经济活动中需要政府扮演一定的角色。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诺思就指出：“持有自由主义信念的经济学家一段时间以来在某种错觉之下辛勤耕耘。
这种错觉就是：存在某种叫做自由放任的东西；一旦‘有效率’的产权和法制就位，经济就会运行良好而无须进一步调整。”“事实上，不仅在某一时刻必须组织要素和产品市场，使得参与人通过价格和质量（而不是相互残杀或者从事其他行动）竞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效率的条件也将发生变化。“这就需要一套正式约束（通常是法律、规则和管制的混合）和非正式约束，以产生意愿的结果。”即“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就必须有一个制度结构为参与人提供在那些边际上竞争的激励，并且提供对社会而言具有生产性的那些边际本身。”
诺思认为，“哈耶克强调了另一个关键点，即个人最终不能完全理解政治／经济的总体特征。我们的知识至多是不完整的，在这一点上哈耶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哈耶克没有认识到，……意识是关于人类意图的———建立在人类逐渐形成的非凡想象力和创造性基础之上的意图。”“理解社会中制度作用的关键是认识到制度体现了我们有意识的心智的意图。单个市场的或者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都是人类创造的，它们都不是自发地或者‘自然地’发挥作用的。”
也就是说，尽管诺思赞同哈耶克的由于人的知识的有限性，制度变迁不是依赖主观理想来建构的，而是一个自发演化的过程。但他并不赞成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人类永远是无所作为的观点。而新凯恩斯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在总结年次贷危机的教训时说道，“这场自75年前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彻底粉碎了人们的这一幻想。”即“人们相信自由和无约束的市场是有效的，即使犯错误，它也会很快自我纠正。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管制只能阻碍创新。”
尽管我相信市场经济是每一个成功的经济体的核心所在，但是市场不会自动地运转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凯恩斯传统观念的信仰者。虽然哈耶克关于“制定计划的人不可能搜集和处理所有相关的信息”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定价机制本身就是有效的。“哈耶克深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企业适者生存的残酷竞争会带来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哈耶克简单地把这当作信条，但事实是，没有导向的演化既可能带来经济的有效，也可能导致经济的无效。
不幸的是，自然选择并非一定选择长期表现最好的企业或者机构。”实际上，哈耶克很清楚政府在经济中应该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过去２０多年里，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市场为何经常失灵以及怎样改进的真知灼见。理论家和支持他们的经济学家受到在放松管制的金融活动中获取巨额利润人们的支持，对这些先进的理论却视而不见。他们都选择假装认为亚当·斯密和哈耶克只知道市场有效这一个观点”。斯蒂格利茨承认，“政府、市场与人一样也是容易出错的。”“政府也会面临不完全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有着与市场不同的目标和工具。”
结语
因此，“提高经济的表现需要同时改进市场和政府。”瑠瑑政府不能仅仅是在每次市场失灵后充当消防员，也不能仅仅去监管市场以防危机再次出现，政府“是可以通过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对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