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税法和会计规则中总存在一些可以通过改变现金流发生的时间来创造价值的漏洞，所以许多金融工程师竭尽其聪明才智来寻找这些漏洞并不令人奇怪。
收益率-税前值与税后值
在我们进一步学习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谈一下，它是有关税收方面的考虑。在计算收益率时，存在两种考虑税收的方法。具体采用哪一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理情况的性质。我们先来考虑最为简单的情况。假设有两种不可摊销的金融工具可购买，且均以面（par-票面价值）出售。一种是公司债券，付12%的息票利息。另一种是市政债券，付10.5%的息票利息。为简单起见，假设两种债券有相同的到期日和同样的信用品质。
由于两种债券当前均以面值出售，所以它们提供的收益率等于其息票利率。仅从风险方面考虑，由于公司债券收益率较高，而风险却与市政债券相同，所以是较优的投资选择。但这里忽视了税收。市政债券的持有者收到的息票利息是免联邦税的（对于大多数持有者来说是这样），还可能免州税和地方税。
另一方面，公司债券持有者收到的息票利息则是完全可税的（对于大多数持有者来说是这样）。这种对利息收入不同的税收待遇可能对投资机会的引吸力有深远的影响。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利用等式ra=rb(1-mt)可以把以rb表示的税前收益率转换成以r.表示的税后收益率。在等式中，mt表示适用于特定投资者获取利息的边际所得税率。
投资中真正有意义的是投资带来的可支配收入。因此，我们要关心的是税后收益。对于第一位投资者，市政债券显然是较优的投资。对于第二位投资者，较优的投资则是公司债券了（不同发行者所发行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受到的税收待遇不同，有关的批评会指出这些不同的税收待遇对有效地配置资源产生负面的影响）。
第二种方法更具一般性，它尤其适用于涉及到损益表（PL)的情况。使用这种方法的程序是先计算出投资的税后现金流，然后利用这些税后现金流算出IRR。这种处理程序还说明了某些PL费用项目的非现金特性，如折旧和折耗等。这样得出的IRR是税后值。为了说明这种处理程序，我们假设某企业投资美元购买一项新的固定资产，其折旧寿命为3年，能在4年内产生现金流。该项资产将以直线法进行折旧，每年的折旧为.33美元。该项投资所产生的在折旧和缴税前的盈利为每年美元。且企业的税率是25%的单一税率。
首先，许多投资策略的吸引力都受到所适用的税法和会计规则的重大影响，其原因在于这些法规和规则不但影响税收的绝对数量，还影响纳税的时间。这便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利用折旧方面有关规定而设计和实施的许多避税投资策略。例如，通过把自身组织成合伙企业的形式，企业可按预定的比例把损失转嫁给其合伙人。只要在企业中投入少量的合伙人的自有资金并外借其余不足部分，合伙企业就可购置大量的可折旧资产（如租赁财产）。
然后，通过采用加速折旧法，企业会产生巨额亏损并将其直接转嫁给合伙人。合伙人回过头来就可用这些亏损来冲抵其收入。此类策略被证实对那些处于高税率等级的人们非常具有吸引力，从而使大量的资金最终都流向了类似的避税方案。比较成功的合伙企业有时能为合伙人投入的每1美元资金创造出7美元的会计亏损。
理想的做法是，这种合伙企业最终将变卖其购置的资产来补偿投资和偿付债主。当然，如果资产的售价高于其折旧后的残值，合伙企业便产生一个利得，对于合伙人来说这一利得属可税收入。但这个利得是在前述亏损发生的许多年以后，故而该策略使合伙人能利用延迟纳税产生的资金的时间价值。
多单元住宅房产和商业不动产都是适合此类策略采用的理想的资产类型。它们能很好地保值，并且是银行贷款的良好抵押品，还可产生收入以冲抵经营费用和持有成本。开办农业企业、石油和天然气经营，以及开展租赁业务对于这样的避税目的也具有很大吸引力，从而利用此类避税机会的合伙企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以避税为目的的合伙企业购置资产的需求导致了市场价格的上涨。例如，经常有人断言是因为金融工程师们创造的避税方案促成了80年代中期过高的商业不动产价格和过度的商业不动产的开发（当然，这也是由税法的毛病带来资源不当配置的又一实例）。
税法和会计规则中总存在一些可以通过改变现金流发生的时间来创造价值（或更准确地讲，转移价值）的漏洞，所以许多金融工程师竭尽其聪明才智来寻找这些漏洞并不令人奇怪。同样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国会不断地想方设法来消除这些漏洞，其结果是使税法变得越来越复杂。年的《税收公平和财政责任法》对合伙人可从合伙企业转移的亏损相对于其在合伙企业中的投资量作出了限制，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前面所述的那种避税方法的实际作用。
我们在第一章中称为“在法律边缘活动的人”的那些金融工程师实际是在同金融监管部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这种游戏导致关于金融工程与金融法规革新之间相互作用的规范理论，这种理论被称为金融监管辩证法。金融监管辩证法最先是由爱德华·凯恩描述的＂。约翰·芬尼迪对这种辩证法作了很好的总结，即：“这是一个监管和逃避监管两方面对抗力量不断彼此相互适应而构成的循环往复过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的地方是折旧、折耗和无形资产的摊销是非现金开支。也就是说，会计规则允许企业用此类开支冲抵盈利，但这种冲抵实际上对于企业而言并不需要付出现金。折旧、折耗和摊销的这种非现金性质使企业在给定一年中的税后利润和税后现金流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这是因为现金流被定义为税后利润再加上非现金开支。
许多金融工程师为寻找推迟纳税的办法绞尽了脑汁。尽管这些策略很自然地侧重于为处于高税率等级的个人和企业服务，但也已经创造了许多策略和金融工具为纳税税率等级较低的人，包括处于平均纳税等级的人们服务。纳税的推迟是许多储蓄和投资计划如个人退休账户、Keogh计划，以及K计划等隐含着的逻辑依据。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此类计划的好处。
假设某人支付的单一税率为25%,他面临每年将其毛收入中的美元投资于报酬率为8%的普通储蓄账户或者投资于报酬率同样为8%的个人退休账户（IRA)的选择。储蓄在IRA账户的存款在个人把钱提取出来之前是延迟纳税的。为了使情形简化起见，我们假设这个人从21岁至65岁每年都在其生日那天向自己的退休计划进行一年唯一的一次储蓄，而在其65岁生日那天，他又将钱全部取走。
如果他把美元的毛收入投资于普通的退休计划，则他实际只储蓄了1美元，因为这是他交纳完25%的税后的全部剩余。每年年末，他还必须将其挣得的8%的利息按25%的税率纳税，故而其税后收益率仅为6%。另一方面，当他在65岁取回其全部款项时，就不用再缴税了。我们可以用年金终值公式求出到他65岁时将有美元。
现在我们再来考虑如果他将每年美元的毛收入投资于IRA账户的结果。由于是投资于IRA账户，投资当年这美元不用纳税，而其挣得的利息在当年末也不用纳税。故而他每年都整整地投资了美元，并且每年都挣得8%的利润，总共美元。然而，在提取这些资金的时候，此人必须按25%的税率纳税。纳税之后，他还剩有.50美元。所以，用普通账户进行储蓄，每年收入都要在本年度纳税，这样最终的可支配财富为美元，而同样的储蓄，但存入IRA账户，则最终的可支配财富为.50美元。其增加幅度几乎达到82%。
正如为富人设计的避税合伙企业主要通过延迟纳税时间来增加财富一样，IRA是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税盾，而且也是通过延迟纳税时间来增加财富的。Keogh和K计划也是为类似的意图服务的。像避税合伙企业一样，IRA最终对税收征收也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作为反应，国会在TEFRA的条款中对加入IRA作出了收入方面的限制和IRA作为与就业相关的养老金计划方面的限制，从而限制了IRA的参加权。
我们已经看到，金融工程师可以通过精心设计延迟纳税的策略来增加财富。他们还可以通过设计将收入从高税负的组织（或个人）转移到低税负的组织（或个人）的方法来增加财富。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演示了实现这个目的的一种方法，即将股利收入从低税率的公司转向高税率的公司。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公司间的股利支付在接收股利的公司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免税的。也已经有一些类似的策略是为个人设计的。
结语
在实施TEFRA之前，最为常见的大概是把利息和股利收入从负担高税率的父母转移给负担低税率的孩子。另外一个为富人设计的至今在某些场合仍然适用的策略是在继承财产“跃过一代人”。同样地，这些策略的目标也都在于减轻税赋负担或改变纳税义务的履行时间。